文明與文化的主體是人,人的行動與行為構成了文化的主要部分,而其物質痕跡則是文明的細節(jié)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“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”。一方面,這固然是對主流媒體、文化部門等專業(yè)機構的要求;另一方面,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當代中國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某種寄望與期許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華文化的實然代表,“展現(xiàn)可信、可愛、可敬的中國形象”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向外釋放善意,顯現(xiàn)出“可信、可愛、可敬”的品質與素養(yǎng)。
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時代中,智能互聯(lián)網成為日常社交的基本媒介,每個人都有可能、也很容易融入國際傳播之中,面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、傳播中國聲音。而就個體來說,國際傳播的實踐可以怎樣展開呢?我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,曾經作為聯(lián)合培養(yǎng)博士生出國留學,其后又在中國臺灣地區(qū)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在我的教學工作中,雖然也因參加學術會議等到訪過幾個國家和地區(qū),但我并不以國際傳播實踐為專業(yè),也沒有專門從事過國際傳播的工作,更缺乏自覺的意識。而恰是這種無意識的意識中,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很自然地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、課堂教學和社會實踐之中。它很直觀地說明了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時代:“全球化并不是關于我們所有的人或至少我們中最富才干、最有作為的人所希望從事的東西,而是發(fā)生在我們大家身上的東西?!?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宋體, SimSun; font-size: 16px; margin-bottom: 10px; line-height: 2em;">(摘自齊格蒙特·鮑曼《全球化:人類的后果》一書,郭國良、徐建華譯,北京: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)
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中,我們尤其需要一種對全球性倡議和行動的自覺,它深刻地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我認知之中,是對區(qū)隔的打破、對壁壘的跨越、對歧視的唾棄、對恐懼的化解,是對陌生人釋放善意,也是對共同體充滿信心。
日常遷移:融入生活的新國際傳播
智能互聯(lián)網與深度全球化的耦合,直接導致了我們每個個體都會在日常生活中“遷移”或“卷入”其他文明與文化之中,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劇了這一進程。譬如今天我們普遍都會關切俄烏沖突的狀況與趨勢,關心美國印太戰(zhàn)略的野心及其推進。有了智能互聯(lián)網,我們隨時隨地隨手點開某款新聞或社交APP,就能看到全球發(fā)生的事態(tài)。這種現(xiàn)象促使了國際傳播的日?;?。
我在微信(WeChat)上可以便捷地與在美國、英國的朋友聊天,與印尼、韓國留學生探討課程論文的進展,催促他們盡快提交作業(yè);也可以通過視頻網站追著最新的美劇、日??;還可以用Zoom、Dropbox等軟件參與國際學術交流。而在這種日常交往過程中,必要的全球意識也在逐漸生長。這種生長是內在的,也是潛層的。它沒有轟轟烈烈的運動式傳播,而是隱藏在交往細節(jié)之中。
2012年,我在美國杜克大學讀書,收到學校International House發(fā)來的邀請函,說他們要辦一個“漢語角”活動,每周四晚邀請華人學生學者陪想學中文的美國人練口語。那時候,“漢語國際教育”作為一門專業(yè)剛剛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專業(yè)目錄,不再屬于控制設點專業(yè),媒體也在廣泛宣傳報道方興未艾的世界中文學習熱潮。我抱著極大的期待,參加了他們組織的第一次“漢語角”活動。那天,我見到了5位平時常見的華人朋友,而來練口語的美國人只有1位。我們6個華人圍著1位在讀的美國白人大學生,熱情地與他交流。我們問他學什么專業(yè)的,他說自己是學商科的;問他為什么想學中文,他說因為中國市場巨大,機會很多。說實話,這一來自我親身經歷的觀感,與當時國內部分媒體宣傳的中華文化吸引力相去甚遠,來自其他國家的普通人之所以會對中文學習產生興趣,主要不是因為文化,而是因為市場規(guī)模、經濟實力,在當時是一種“潛在”的事實。正因為此,大量有組織的中華文化“走出去”活動吸引的都是當?shù)厝A人,對當?shù)仄胀ㄈ说娜粘I钣绊懖⒉淮?。我也曾撰文指出,每年出口的中國茶葉也大半由華人華僑消費,中國茶文化迄今沒有真正深入海外民眾日常生活的“毛細血管”。畢竟,跨文化傳播研究早就證明,文化是在地的,它的遷移往往與日常生活的轉譯關系密切,沒有日常的濡染,就很難有對他者文化的體認、尊重與涵化。
而這種文化間長期形成的區(qū)隔,恰恰很有可能在智能互聯(lián)時代被日趨元宇宙化的數(shù)字技術所突破。今天,人們可以在海量而便捷的信息傳遞中形成日常的文化遷移之感。特別是對敘事藝術來說,廣泛的日常交往與閱讀接受,可以讓更多人體會到世界本是一體,所有人在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、婚喪嫁娶層面并沒有本質的區(qū)別。兩百年前,歌德正是通過讀中國小說,如法譯本《玉嬌梨》和英譯本《花箋記》,感受到了這一點,從而提出“世界文學”時代的來臨。而如今,電視劇《人世間》《蒼蘭訣》《媳婦的美好生活》等廣泛流傳于世界各地,它們所帶來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果顯然更加值得期待。不過,當年中華文化打動的是伏爾泰、歌德、海德格爾等思想家,而今,通過數(shù)字技術的發(fā)展,它可以打動的對象逐漸拓展至普羅大眾。對此,學者不可不察,亦不可不于日常中廣泛實踐。
課堂教學:重塑認知的跨文化傳播
如果說既往的國際傳播推向世界的主要是中華文化精品,試圖走“上層路線”,努力做到“影響有影響力的人”,那么,在智能互聯(lián)時代,新國際傳播要做的則是重心下沉,以塑造普通人的認知為核心,展開全球意識的構建。
這種建構,落在一名高校教師的身上,最直接的表現(xiàn)就是課堂。我在浙江大學開設了本科生課程“跨文化傳播”,每年春天,都有一百六七十位學生選課。其實,相似的課程在不同學院、科系都有開設,比如外語學院會開設“跨文化交際”,管理學院會開設“跨文化管理”等,大家都關心“跨文化”,但著眼點卻極為不同。對語言類專業(yè)來說,要緊的是交際的規(guī)范與細節(jié);對管理類專業(yè)來說,跨國的團隊建設、談判技巧是教學的核心。而我開設的“跨文化傳播”,目的是要塑造一種對全球化的包容性認知,使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能轉化為文明交流互鑒的具體行為,讓學生們認識到世界之所以豐富是因為每一種文化的貢獻。
每年的選課學生中,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留學生。由于語言等文化差異,留學生普遍表示很難融入課堂之中,“每到分小組的課程作業(yè)時,我們總是不受歡迎”。這讓我感到十分震驚。一門以“跨文化”為主題的課程,怎么可以讓文化無法在課堂內“跨”起來呢?經過幾次與學生的交談,我決定轉變課程設計思路,要求學生以一個具體的跨文化傳播項目構想(如在某地唐人街開一家中國風的商店)為作業(yè),在課上明確要求,每一個小組都必須有留學生參與,并且要在作業(yè)中充分體現(xiàn)這位留學生的作用。這樣一來,留學生就成了“香餑餑”,各個小組都搶著要他們加入自己的團隊。于是,開在紐約唐人街的轟趴館、開在吉隆坡唐人街的密室逃脫、開在多倫多唐人街的中式婚慶體驗店、開在墨爾本唐人街的洗腳城紛紛涌現(xiàn)——學生們在校園內尋找當?shù)貙W生做“市調”,搞“街訪”,拍成短視頻,擬定商業(yè)策劃案,用產品展示、現(xiàn)場體驗、直播帶貨等方式呈現(xiàn)于課堂。有的小組特調了茶與咖啡相融合的“新飲料”,請大家品嘗;有的小組設計了中西合璧的婚禮場景,用簡單的PPT營造出聲光電的效果,“演”給同學們看。
一門課程結束后,許多中國同學都向我反映,原來留學生同學是這么有想法的啊,以前都沒有很好地溝通,錯過了向他們學習的機會。而一位擅長跳街舞的韓國同學黃裕新更是興奮地給我寫信,信中說:
老師,您記得嗎?我們3月份剛剛開始上課的時候,面臨的問題是找不到有中國同學的小組。那時候,多虧有老師的課程告訴大家文化的平等多樣,我們才能找到小組。大一時,因為剛來中國,中文比現(xiàn)在還差。所以,跟中國同學一起做作業(yè)的時候,他們聽不懂,我們也聽不懂。再加上幾個韓國留學生不太老實,中國同學們逐漸不喜歡我們了。那時候,我們沒有證明“我們也能做好”的機會,我感到很可惜……我們幾個韓國留學生都把這次機會當作最后的機會。做小組作業(yè)的時候,我們比中國同學更積極地參加討論,我們就是想給他們看,我們也很老實。而這是由于老師您在課上講述的觀點和思想,打開了我們的視野,給了我們很大的機會。所以,我們更努力了。最終結果也很好,我們小組的成員都夸獎我。她們跟我說,她們很喜歡我。謝謝您,老師……老師,是您給了我們鑰匙。于是,我將來能夠說,因為有一位很棒的老師,所以各國的學生都沒有差別,我們也能夠好好學習!
社會參與:投身時代的跨語境傳播
課堂教學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語境中展開的社會實驗,而一種新的全球認知能否真正成為普遍觀念,還有待更為廣泛與深刻的社會參與。10年前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比較局限于形式,寫書法、做風箏、包餃子、貼春聯(lián),以及功夫片……幾乎構成了世界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。而我們的傳播沒有打破這種印象,反而固化了它的存在感。這其實是以單向教學或灌輸為傳輸形態(tài)最難避免的短板。
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應該在社會進程中展現(xiàn)自己,它固然要通過文化藝術交流,構建出一整套帶有新時代特色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,從而提升國際傳播能力,但更重要的是,它也需要融入全球事態(tài)發(fā)展之中,于話語斗爭和輿論態(tài)勢中彰顯自我的存在感。這不僅是主流機構媒體的職責,也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意識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,要“深化文明交流互鑒,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”,而這一“走向”的最終主體,應該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。人的對話,往往基于情感,它可能比機構的發(fā)聲、官方的回應更有親切感和說服力。
在新冠肺炎疫情剛剛暴發(fā)的時候,由于部分無良媒體的話語操縱,海外民眾的恐華情緒一度較為嚴重,甚至出現(xiàn)了妖魔化中國的趨勢。當時的情況是海外媒體對中國疫情的報道十分惡劣,僅見病苦而乏同情。對此,我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肖櫻教授共同發(fā)起了“We Care(我們關心)”行動,帶領自己的研究生團隊在海外社交媒體(Instagram、Facebook)上開辟了兩個專門的平臺,通過翻譯和轉發(fā)國內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,包括新聞通訊、圖片、短視頻等,傳播中國人民在抗擊疫情中的感人故事。隨后,美國北佐治亞大學的毛佩潔教授、湖南大學的謝瑩老師等學者也帶領研究生團隊加入其中。整個民間自發(fā)的傳播行為歷時近兩個月,共吸引了來自北京大學、揚州大學、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等24位高校師生參與,將中國真實的抗疫狀況盡可能多地展現(xiàn)于海外。我們期待通過真摯的情感促使人們放下成見,各自以微小的力量推動人類災難的消弭。
之后,這種基于個體的國際傳播仍然在我的職業(yè)生涯中頻繁出現(xiàn)。2021年暑期,我?guī)е型鈱W生到浙江龍泉開展社會實踐,為龍泉青瓷、寶劍業(yè)內老中青三代六位代表性傳承人拍攝了12部微紀錄片,來自伊拉克的留學生HALO MOHAMMED ISMAEL全程隨隊,深受教育。我們把紀錄片制成中、英、雙語三版,在浙江英文網、浙江大學Facebook、浙江大學Instgram等平臺進行傳播,而其完整版不但在巴基斯坦國家電視臺播出,還被用作第四屆世界青瓷大會的開幕式影片。2022年暑期,我又帶學生到云南景東開展社會實踐,拍攝的短紀錄片和視頻報道也以多語種的形式,在美國、俄羅斯、韓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展播。
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國際傳播形態(tài),卻又深刻而細膩地構建起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與觀感。每個人似乎都可以在各自的工作與生活中參與其間,從而建構新的全球體驗。長久以來,人們學習他者文化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。法國漢學家于連在其著作《迂回與進入》的前言結尾處就這樣表述:“正面對著中國——間接通過希臘。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臘。事實上,我們越深入,就越會導致回歸。這在遙遠國度進行的意義微妙的旅行,促使我們回溯到我們自己的思想。”(杜小真譯,北京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(lián)書店1998年版)其實,任何面向世界的自我講述,本身就是一種自我認知。在基于個體的國際傳播中,我們學會了用一種更加開放、開明的心態(tài)來面對古老的中華文化,也更加能夠以創(chuàng)新、創(chuàng)造的視野來重新體認它。這一進程不就是人們心心念念的“現(xiàn)代化”嗎?(作者林瑋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助理、副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曾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赴美國杜克大學留學)
來源:《神州學人》(2023年第2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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